西方人對明朝經濟和清朝盛世的對比

西方人筆下“中國遊記”中對明朝經濟和清朝“盛世”的對比

　　翻看多位西方人所寫的“中國遊記”中對明朝和清朝“康乾盛世”的對比，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國從頂級的世界強國走向衰落的慘痛曆史。

　　1）葡萄牙傳教士加斯帕爾·達·克魯斯（Gaspar da Cruz）的《中國志》

　　2）胡安·岡薩雷斯·德· 門多薩所著《中華大帝國史》；

　　3）曾德昭是耶稣會士，1613年到達中國南京，1636年返回歐洲，在旅途上完成了《大中國志》；

　　4）1793年英國馬戛爾尼使團關于中國的報道，以及《愛丁堡評論》的文章。

　　5）佩雷菲特所著《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

　　克魯斯的《中國志》1548年從歐洲來到果阿，開始了他的東方傳教生涯。1556年他曾造訪中國。關于中國的造船水平，克魯斯著重介紹了中國船隊的龐大規模，甚至比喻說，中國皇帝能夠用船在中國與馬六甲之間搭起一座橋梁，並對中國船只的類型以及龍骨水車的應用做了說明。這有力的反駁了許多大肆宣揚明朝禁海對貿易的影響，而即便在禁海期間，中國的大航海時代也蓬勃發展，和清朝“禁海、毀船、禁船、遷界”完全扼殺航海是兩個概念。

　　明朝的禁海于1567年解除了，可在此之前，私掠貿易船隊規模不小，嘉靖年間的王直，徐海，吳平，曾一本，林道乾，林鳳等人的艦隊，是具有“商業─艦隊”複合體的特征的。克魯斯于1556年訪問中國時留下的記錄充分的說明明朝海禁的力度遠沒有清朝“禁海、毀船、禁船、遷界”完全扼殺航海的程度，明朝的禁海只是針對海盜的戒備。

　　1585年門多薩所著《中華大帝國史》出版，並在16世紀末先後被譯成拉丁文、意大利文、英文、法文、德文、葡萄牙文以及荷蘭文等七種文字，共發行46版。該書是16世紀有關中國自然環境、曆史、文化風俗、禮儀、宗教信仰以及政治、經濟等概況最全面、最詳盡的一部著述，也是《利瑪窦中國劄記》發表以前，在 歐洲最有影響的一部專論中國的百科全書。

　　書中記錄了中國複員遼闊，有15個省（南、北二直隸，13承宣布政使司），每省的大小都相當于一個歐洲國家，道路系統完備，官道可容15匹馬並行，如羅馬大道，路邊商鋪林立，還有類似威尼斯的水城，北京則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國住宅猶如莊園，長城雄偉，建築水平高超，農業發達，盛産絲綢、天鵝絨，紡織水平精湛，1582年西班牙國王喜獲中國床單，織法之巧妙令菲利浦二世驚歎不止。很多西班牙能工巧匠都來觀賞、借鑒。瓷器很便宜，歐洲人原來以爲瓷器是用粉碎的貝殼做的。最精致的瓷器是貢品，薄如玻璃。商業發達，而且同行的手工業作坊集中于一個街區。軍隊有步兵，也有騎兵，也有戰艦，4天內可征集600艘。門多薩還進一步闡述了中國造船的艌縫技術，由于填縫使用的添加劑十分合理，不但防水還可防蟲，使中國船只使用壽命比歐洲長兩倍。中國士兵在數量上多于歐洲，在器械上處于均勢地位。中國有獨特的教育體系。各類圖書十分豐富。中國人富于文明和教養。門多薩特別提出，在中國人所有的發明中，最令葡萄牙人和其他西方人震驚的是中國人也有火炮，而且在歐洲人之前已經使用火炮了。

　　歐洲人一向以印刷術的應用而自豪，“然而中國人早在德國人谷騰堡（JoanGutenbergo）發明印刷術500年前已經用印刷術印制圖書了。”門多薩認爲印刷術是經俄羅斯莫斯科大公國傳入德國的。但他也不否認另一種可能性，即中國圖書經海路（紅海）傳到歐洲，從而啓發了谷騰堡。

　　歐洲人對明朝那個時期火炮技術認識極不相同，拉達認爲中國火炮陳舊，制造粗糙。而另一位船長阿爾蒂埃達（Artieda）在致西班牙國王書中卻寫道：“……中國人使用著與我們同樣的武器。他們的大炮十分精良，炮筒比我們鑄造的更精致，更堅固。”關于明朝那個時期的火炮，我們可以用鄭成功曾在泉洲發現一門明朝嘉靖年間（1521年—1567年）制造的“發熕”來作參考，其“重千斤，彈重二十四斤，遠至四五裏”，嘉靖年間正是《中華大帝國史》所描述的中國明朝時期，從“發熕”的射程和彈丸重量來看，絕不亞于同期的西方火炮。以1815年英國海軍的24磅炮或32磅炮爲例，射角4度時，射程爲1350米，射角擡高到8度，射程爲2250米。這種射程並不算遠，1350米僅有2.7裏，2250米也不過4.5裏，“發熕”的“彈重二十四斤”，相當于26.45磅，從威力上來看比24磅炮的所謂“發熕”“遠至四五裏”的射程不見得是發射的“彈重二十四斤”的炮彈（古書記載習慣語言精煉，多取最大值，所以24斤是最大的彈丸，但“遠至四五裏”卻並非一定是24斤彈丸的射程），但是這個水平已經很不錯了，畢竟英國海軍的24磅炮或32磅炮是1815年的水平，對比明朝嘉靖年間（1521年—1567年）已經過了整整248年~！

　　在論及中國印刷術時，克魯斯只提及中國已經有900年使用印刷的曆史。而門多薩如前所述，則闡明了中國使用印刷術的來龍去脈，以及印刷術西傳的路線。法國著名文學家蒙田（M.Montaigne）在其《散文集》中曾有幾處論及中國。例如，在第三卷中寫道：“我們驚呼爲奇迹的火炮和印刷術，世界另一端的中國早在一千年之前就享用了。”

　　對英國伊麗莎白女皇政策頗有影響的外交家瓦特·雷利（WalterRaleigh）在其《世界史》（1614年）中論及中國時有兩處使用了門多薩著作中獨有的資料：其一，在談到印刷術時，雷利寫道，德國人谷騰堡有關印刷術的“發明”是受東方世界的啓發，而且中國人早已使用這種技藝。其二，當他談到東方人應當享有的榮譽時，他把率先使用火炮和大炮列在其中，並提到曾有葡萄牙人證實過這點。

　　曾德昭是耶稣會士，1613年到達中國南京，1636年返回歐洲，在旅途上完成了《大中國志》。他在中國呆了22年之多，跨越了萬曆，天啓，崇祯三個時代，基本已經屬于明朝滅亡的前夜，但他所記載的中國絕不是清朝禦用文人筆下，在明廷極端黑暗腐敗的高壓統治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極端痛苦的場景。相反，那時候的明朝依然是相當的富裕繁榮，在各方面都令人贊歎。如果把筆下的明朝末期的中國和1793年英國派遣到清朝的使者馬嘎滿清統治的中國對比，我們可以發現明朝末期的中國居然遠比那個所謂康乾盛世的中國富裕文明的多，各方面都優越的多。

　　“他們的住房因設計良好而便于住宿，整潔舒適”

　　“他們種植許多蔬菜，供百姓常年食用”“他們在各地，即使小村鎮，都有充足的肉食，全年最常食用的是豬肉，牛肉去骨售賣，他們的鹿肉很少，也不怎麽愛吃它”

　　“中國大部分最好的商品都由此處（引者注：這裏指的是廣州）運往各地，因爲它是中國最開放和自由的交易地點。且不說6個鄰國的土著和異邦人運走的各種貨物，僅葡萄牙運往印度、日本和馬尼拉的貨物，每年約有5300箱各類絲綢，每箱裝有100匹真絲，天鵝絨花緞和緞子、輕料如半花緞、彩色單層線段，還有250塊金子，及每塊重12盎司的2200塊金錠，此外的貨物還有瓷盤，鍍金器皿，糖，中國木，大黃，麝香，……即使長篇開列也不能盡舉其名”

　　“（浙江）論富庶它超過許多其他省，可以稱作中國商品潮流的最佳源頭。它的特産是絲綢，無論生絲還是成品，也不管是繭還是原料，都運往各地。總之，中國輸出的絲綢，都産自該省”

　　“南方九省的最後一省是南京，……是中國最好的省份之一，也是全國的精華。……其西部地區最富庶，盛産棉紗，……僅在常州城（Xanuchi）城及附屬廣大地區，就有20萬台織布機。……由于織布機小巧，一間屋子內常常安放許多台，差不多所有的婦女都從事這種行業”

　　“南京城……我認爲它是全國最大最好的城市，優良的建築，寬大的街道，風度優雅的百姓，以及豐富優良的種種物品。它有令人驚羨的遊樂場所，境內人口衆多，……各處能遇到擁擠的人群，街道難以通行。此外，無數的宮殿、廟宇、樓塔以及橋梁，使城市顯得非常壯麗。”

“中國人天生好經商，不僅從一省到另一省做買賣，獲得大利，甚至也在同一城市做生意。商店裏有的東西，街上幾乎都有售賣。……富有的商人信用良好，很守時（葡人多年的經驗證明了這點）”

　　“中國人爽快的贊頌鄰國的任何德行，勇敢的自承不如，而其他國家的人，除了自己國家的東西以外，不喜歡別的東西。中國人看見來自歐洲的産品，即使並不精巧，仍然發出一聲贊歎。……這種謙遜態度真值得稱羨，特別表現在一個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對于那些有眼無珠、故意貶低所見東西的人物，這是一個羞辱。 ”

　　16、17世紀時，中國與西方國家是各有所長，一方對另一方並沒有形成一種優勢。而18世紀，當歐洲已經走出“17世紀危機”的低谷，經濟全面複蘇，海外殖民擴張取得輝煌的“戰績”時，中國卻遭受了史無前例的大倒退。盡管在18世紀的歐洲一度掀起“中國熱”，但同時對中國的批評已經開始。後來，在中國社會“停滯”論的一片喧囂……

　　這是爲什麽呢？從時間段來看，其實是一目了然，在17世紀中葉的1636年，從中國返回歐洲的曾德昭記載的那個“相當的富裕繁榮，在各方面都令人贊歎 ”的明朝已經于1644年滅亡了，取而代之的是號稱初期“盛世”的康熙、雍正、乾隆朝。在這期間，外國人的記錄有力的駁斥了這種虛假的“盛世”。經“康乾盛世”的“勵精圖治、文治武功”最終使中國落後貧窮到什麽程度，引用1793年英國馬戛爾尼使團副使斯當東一句話一目了然：“遍地都是驚人的貧困.... 人們衣衫褴褛甚至luo體....我們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搶著吃”。詩人唐甄在山西做過知縣，親眼目睹了清朝統治之下的痛苦生活，他著有《潛書》，裏面提到： “清興五十年來，四海之內，日益困窮，農空、工空、市空、仕空。”他親眼看到山西婦女多無褲可穿，而“吳中之民多鬻子女于北方”。可見所謂的“康雍乾”，其實都是被拔高的侏儒，在後金的統治下，老百姓的實際生活是相當痛苦的。英國馬戛爾尼使團副使斯當東所謂“人們衣衫褴褛甚至luo體”這與唐甄的記載完全吻合，可見確實是實情。

　　《愛丁堡評論》文章提到，雖然“乾隆可汗”曾指示：“俟該貢使到時，必須整列隊伍，以肅觀瞻。”但馬戛爾尼還發現清國的武裝部隊如同一群叫化子，不堪一擊。馬戛爾尼發現社會上普遍的貧窮和不安定——這跟陳弘曆可汗希望他發現清國富庶的目的，恰恰相反，因爲沿途他看見太多的乞丐和太多的破陋而荒蕪了的建築，以及大多數清國人過著低水准的生活。馬戛爾尼認爲，這個"半野蠻的"帝國"聲譽掃地"，清國人生活"在最爲卑鄙的暴政之下，生活在怕挨竹板的恐懼之中 "，所以人們"膽怯、肮髒並且殘酷"。

　　1793年，英國的馬嘎爾尼使團訪問清朝，此時距離鄭和寶船出海已近400年（1405年-1433年），距離萬曆年間明軍500艘艦艇殲滅日本海軍 450艘戰船于露梁海戰195年，距離明朝水師五度擊敗荷蘭海上馬車夫確立日本到南海的全部東亞制海權154年，中國航海已經衰落到被人看不起，並加以恥笑的地步了……

　　當時英國使團“驚奇的發現中國的帆船很不結實，由于船只吃水淺，無法抵禦大風的襲擊”，他們由此得出的判斷是“中國船的構造根本不適應航海”，馬嘎爾尼發出過這樣的感歎“中國人首次看見歐洲的船只，至今已經有250年了，他們毫不掩飾對我們航海技術的贊賞，然而他們從未模仿過我們的造船工藝或航海技術。他們頑固的沿用他們無知祖先的笨拙方法，由于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比中國更需要航海技術，因而中國人這種惰性更加令人難以置信”。（以上引自《停滯的帝國- -兩個世界的撞擊》佩雷菲特 著）

　　通過英國使臣的敘述，可見明帝國曾經作爲海上軍事和貿易強國的輝煌與榮耀已經被糟蹋得不成樣子了……

　　回顧一下明朝末期中國的航海水平：

　　1598年，明朝海軍出動500艘戰艦，開赴朝鮮露梁與日本交戰，此戰一舉擊沈日本戰船450艘。此艦隊無論從船只數量，兵力人數、火炮數量、船舶排水總量，火炮技術水平（後裝填速射炮，彈丸不弱于1815年英國海軍的24磅炮）、單艘船只的戰力（吃水6.6米，可容300人，數十門後填裝速射炮的一號福船），都超過1588年共有船艦130艘的西班牙“無敵艦隊”。

　　與英國比較，1633年的明朝封舟和同時期1637年英國建造的當時西方最大的戰艦“海上君王”號是相當的。

　　封舟長66米，寬19.8米，倉深16.5米，吃水4米，海面高度12.5米；

　　英艦長51米，寬14.7米、深23.17米，吃水6.8米，海面高度16.37米。

　　不僅如此，明朝後期的海戰戰術戰法也極爲先進，鄭氏水師獨步海疆的“五五制”戰艦隊形和指揮系統，即利用“五點梅花陣法”將對方“線形隊列”分成幾段，形成局部圍攻以後，用輕巧的快船架設重炮進行艉射（Raking Fire），此戰法比英國海軍稱霸全球的“納爾遜戰法”（Nelsontouch）早出現了一百多年……即便是到了英國的馬嘎爾尼使團訪問清朝的1793 年，英國海軍稱霸全球的“納爾遜戰法”（Nelsontouch）都還沒有出現。

　　由此可見，清朝“盛世”期間對比明朝末期，其倒退程度簡直是驚人的。

　　馬戛爾尼通過對清朝“盛世”的訪問，得出以下結論：

　　1）“清go-vern-ment的政策跟自負有關，它很想淩駕各國，但目光如豆，只知道防止人民智力進步。”
　　2）“滿洲鞑靼征服以來，至少在過去150年裏，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說反而倒退了”

　　3）“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變成半野蠻人。”

　　4）“一個專制帝國，幾百年都沒有什麽進步，一個國家不進則退，最終它將重新墮落到野蠻和貧困狀態。”

　　5）清朝“不過是一個泥足巨人,只要輕輕一抵就可以把他打倒在地。”

　　都被人家鄙視到了如此地步，乾隆居然還有臉皮說出這樣的話——“天朝物産豐盈，無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特因天朝所産茶葉、磁器、絲筋，爲西洋各國及爾國必需之物，是以加恩體恤……”這簡直和曾德昭筆下的明朝時期是兩個概念——“中國人爽快的贊頌鄰國的任何德行，勇敢的自承不如，而其他國家的人，除了自己國家的東西以外，不喜歡別的東西。中國人看見來自歐洲的産品，即使並不精巧，仍然發出一聲贊歎。……這種謙遜態度真值得稱羨，特別表現在一個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對于那些有眼無珠、故意貶低所見東西的人物，這是一個羞辱。”可見，如今流傳的“中國傳統文化”是國人“愚昧僵化、盲目自大、井蛙觀天”的根源，並且也是導致國人對西方外來事物不屑一顧或者一律看成是奇技淫巧的根源，這樣的觀點是根本錯誤的，是對中華文明的诋毀~！而真正閉關自守的是清朝無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