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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作家作品的研究比较重视﹐在现代文艺报刊中﹐它是发表作家专论最多的刊物﹐先后刊载过茅盾的《冰心论》﹑《庐隐论》﹑《落花生论》﹐胡风的《林语堂论》﹐穆木天的《徐志摩论》﹑《郭沫若的诗歌》﹐许杰的《周作人论》﹐苏雪林的《沈从文论》等较为重要的论文﹐在作家研究方面具有开创作用。对丁玲的《母亲》﹑王统照的《山雨》﹑艾芜的《南国之夜》﹑吴组缃的《西柳集》﹑夏徵农的《禾场上》﹑彭家煌的《喜讯》﹑周文的《雪地》﹑万迪鹤的《达生篇》﹑蔡希陶的《蒲公英》﹑曹禺的《日出》﹑臧克家的《烙印》﹑艾青的《大堰河》等都作了比较中肯﹑及时的评介。《文学》对新文学运动和创作实践方面的问题﹐发表过鲁迅的《又论“第三种人”》﹑《论讽刺》﹑《“文人相轻”》(一至七论全文)﹑《“题未定”草》(一至三)﹐周扬的《现实主义试论》﹑《典型与个性》﹐胡风的《现实主义底一“修正”》等文﹐著重从作家对现实的态度﹑创作与现实的关系上作了理论剖析。郁达夫﹑金兆梓﹑适夷﹑胡秋原﹑杜衡﹑沈起予等笔谈《五四文学运动之历史的意义》﹐阿英的《中国新文学的起来和它的时代背景》﹐茅盾的《新文学前途有危机么﹖》﹑《论初期白话诗》﹑《叙事诗的前途》﹐朱自清的《新诗杂话》﹑《新诗歌旬刊》﹐屈轶的《新诗的踪迹与其出路》﹐陈雨门的《中国新诗的前途》﹐张庚的《中国舞台剧的现阶段》﹐洪深的《一九三三年的中国电影》等文﹐就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这些文章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发展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文学》还于1934年 7月出了“文学一周年纪念特辑”──《我与文学》。有茅盾﹑巴金﹑郑伯奇﹑胡风﹑叶紫﹑艾芜﹑沈从文﹑卞之琳等59人撰稿﹐写下了他们各自同文学的关系和“亲切体验”﹐“成为文学史的珍贵资料”(《我与文学‧引言》)。1935年 7月又出了“文学二周年纪念特辑”──《文学百题》﹐有蔡元培﹑鲁迅﹑茅盾﹑叶绍钧﹑朱自清﹑郁达夫﹑洪深﹑阿英﹑胡风﹑丰子恺等60人撰稿﹐从多种角度简要介绍了有关文学特性﹑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体裁﹑文学流派﹑创作方法等文学知识(上海书店于1981年复印了上述两个特辑)。1936年11月﹑12月曾编刊“鲁迅先生纪念特辑”(一)﹑(二)﹐茅盾﹑郑振铎﹑王统照﹑傅东华﹑郁达夫﹑郑伯奇﹑夏丏尊﹑欧阳凡海﹑力群等撰文作画﹐悼念这位新文学奠基人的逝世﹐开展学习和研究鲁迅的活动。
《文学》也注意到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刊载过郭沫若的《屈原时代》﹐郑振铎的《谈金瓶梅词话》﹑《〈西游记〉的演化》﹐顾颉刚的《明俗曲琵琶词》﹐陈子展的《两宋词人与诗人与道学家》等﹐1934年6月还出了一期“中国文学研究专号”﹐收有郭绍虞的《中国诗歌中之双声叠韵》﹐朱自清的《论“逼真”与“如画”》﹐吴晗的《历史中的小说》等论著。
《文学》对外国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的翻译介绍也较重视﹐译载过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高尔基﹑安徒生﹑海涅﹑席勒﹑济慈﹑雨果﹑罗曼‧罗兰﹑惠特曼﹑马克‧吐温等著名作家的代表作品﹑理论著作以及评介他们的文章﹐还出过“翻译专号”﹐“弱小民族文学专号”﹑“一九三五年世界文人生卒纪念特辑”﹑“屠格涅夫逝世五十周年纪念特辑”﹑“高尔基纪念特辑”等。这些译著和资料记载了中国现代文学同外国文学的密切关系。
《文学》是在30年代初期﹐《小说月报》停刊﹐“左联”机关刊物屡遭查禁的情况下创办的﹐成为左翼作家﹑进步作家发表创作的阵地。它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导倾向是贯彻始终的。1937年8月1日9卷2号出版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文学》减缩篇幅﹐于同年11月10日出至9卷4号停刊。《文学》每6号合为1卷﹐共出9卷52号﹐是30年代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文学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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